兩極化的站邊或互貼標籤，無助於發現真實或追尋進步；要求團結同心通常只是口號標語，而破除二元偏誤是困難但值得努力的。
筆者先前介紹Adam Grant的2021年新書《THINK AGAIN》，談到科學家思維有助於我們的認知與判斷。本文繼續介紹作者如何用這個方法，幫助我們有效溝通。
禁忌話題造成失和
朋友圈中有許多禁忌話題 ，例如政治認同、同性婚姻、死刑存廢等議題，往往成為親友翻臉、失和的導火線。Adam Grant把這個叫做”charged conversation”。在今天的臺灣幾乎所有議題都可以用「非綠即藍」或「非綠即紅」貼標籤，尤其對於疫情如此嚴重影響生命及生活的議題，人們仍然只能被區分為「真心愛臺灣」跟「oo同路人」，實在令人憂心。
面對敏感且容易引起高度爭執的議題，一般來說，我們看到幾種作法：
一、迴避、忍耐。但這個到一定的極限，朋友無法深談，朋友圈群組就只會發早安文、長輩圖了，或是有人默默退群。
二、認真討論。這個認真下去，無論出發點是否為善意，通常一定有人翻臉，百試不爽。
二元偏誤造成敵我意識
上述議題的特性是我們把人分成了勢不兩立的陣營。無論我們的性格是堅持己見或是容易受權威影響，我們很習慣的製造「敵我意識」。面對這種高度爭執的議題有沒有可能設法達成共識了？
有人說用換位思考，不過這個當我們把對方想成笨蛋或壞蛋時，沒有一點用！
Adam Grant把主張非黑即白、一定要區分陣營的人稱為「理念邪教」（idea cult）。他從說明「二元偏誤」（binary bias）出發。這是人的一種基本傾向，總想把事物分成黑白兩類。在美國，例如全球暖化、槍枝管制等，人們總是將人分成兩派：支持與反對。但事實並非如此，依耶魯大學按照對全球變暖的態度不同，把受試美國人分成六類 ：
31%的人認為是警訊；
26%的人表示擔心；
16%的人認為應該小心；
7%的人不在乎；
10%的人表示質疑；
10%的人的人堅決否定全球變暖。
換句話說，從堅決擁護到全盤否定之間，是一個連續的光譜，至少可區分出六種立場。但二元偏誤使得人們常常以為只有兩種立場，而媒體關注的往往是兩邊的極端。
理解複雜才能解決爭執
而且，人的觀念不但可以分成很多類型，而且各個分類的人數在不停地變化，人們的觀念是流動的 。我們如果硬把一個連續的、流動的、複雜的事物，分成黑白兩個陣營，這是過度的簡化，這是對思想的封閉。
書中舉了哥倫比亞大學「高難度對話實驗室」（Difficult Conversations Lab）為例。這個計畫招募受試者，挑選高度爭執的議題（例如墮胎），按照對立觀點兩兩一組，進行 20 分鐘的對話。如果受試者達成了共識，共同出具聯合聲明，能獲得金錢上的獎勵。這實驗在雙方對話之前，先讓受試者閱讀一篇文章，文章跟對談話題沒有直接關係，例如兩人要談墮胎，而文章是關於槍枝管制。實驗結果很有趣：
一、如果文章觀點是單方面的，例如強烈要求禁槍或者強烈要求不禁槍，則閱讀完畢後，雙方對主題討論會更加激烈地對抗。
二、如果文章平衡地論述兩種對立觀點，則雙方對主題達成共識的可能性達到 46%。
三、如果文章的觀點複雜，例如說槍枝管制是一個連續的、複雜的問題，中間有很多灰色地帶，則雙方最後就墮胎議題達成共識的可能性是 100%。
在討論問題前，先意識到自己根本沒必要選邊站，或非得採取極端立場不可，有助於溝通。或許因為這樣，我們也可以理解，沒有必要把對方也貼上極端的標籤。
同樣是剛剛的高難度對話實驗室，他們發現受試者在對話過程中情緒的變化 ：低效率對話的情緒很單一，都是負面的：而在高效率對話中，兩人的情緒卻是忽高忽低地不停變化。
好的溝通者也會體察自己情緒上的細微差異。其實人隨時都有多個情緒，面對同一議題我們會同時產生好幾個反應。被人指出了錯誤，一方面我會感到緊張不安，但另一方面我也會感到好奇，想知道自己哪裡錯了。別人誤解我，一方面我會感到憤怒，但另一方面我也會有所期望，你希望能夠消除他的誤解。別人指責我言行不一，一方面我想要反駁，但另一方面我也會感到悔恨，檢討自己……
科學家思維有助於克服二元偏誤
對於高度爭執的議題，Adam Grant提出的解方是我們應該理解複雜，也可以變得複雜，只要我們可以克服二元偏誤。那麼如何做到呢？他還是以「科學家思維」出發，希望我們能摒棄傳教士思維（改變想法意味著心靈脆弱或道德缺陷）、檢察官/律師思維（改變想法等於認輸）或政客思維（隨時可以因利益改變想法）。
科學家思維克制把問題簡單化的衝動，不要陷入二元偏誤。不先選邊站，而是追求事實，願意檢驗自己的困惑，保持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，讓我們有新的機會去理解與進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