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慧財產法院因審理101年度刑智上訴字第88號違反著作權法刑事案件，對於應適用之著作權法第91條第3項(含同條第2項)及同法第100條但書之規定，確信牴觸憲法第7、8、23條等規定，於2013 年8 月8日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憲，此釋憲案一直到2017年11月初才被列入司法院大法官待審案件，智慧財產法院合議庭於2018年4月11日公布本件釋憲聲請書及補充釋憲理由。

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從未對著作權法條文做過合憲或違憲的解釋，較諸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吝常對著作權法相關爭議做出判決，衷心期待本件釋憲案能獲大法官會議慧眼青睞。筆者敬佩釋憲聲請書所述理由，謹就釋憲理由中若干議題略做補充。

著作權制度與公共利益

本件釋憲理由書強調著作權法的公益目的，確實擲地有聲。

一般人提及著作權，最直接的反應是對抗仿冒、盜版的一種權利，這樣的想法很自然會將著作權法制訂的目的理解爲「阻止剽竊行爲，以保護作者的權益」，當然，保護作者是著作權法中很重要的目的之一，但這絕不是著作權法所宣示的唯一政策。

關於著作權法的起源與公共利益的關連，請參考拙著（著作權法的起源：英國安娜女王法案）

表面上看來，英國安娜女王法案是爲著作人的利益所制定，但其主要得利者却是書商，因爲當時將著作印製成書本需花費大量的成本（排版、印刷、校對、行銷等），一般作者不太可能有獨立出版其著作的能力，作者爲了取得其創作之實質報酬，必須將著作權轉讓給有出版能力的書商，否則若書商不願將著作印製成書，作者將無任何收益可言，所以著作人與書商間受著作權法的影響不大，反而仍以契約關係支配彼此間的權利義務，即需雙方當事人均同意，始發生財産權移轉的效果；書商因自作者處受讓著作權，取得法律保護，得以排除市場競爭者，成爲最大贏家。

當時英國國會當然明白書商的獲利最大，因此在法案中加上濃厚的公益色彩──以促進學習爲目的，創造公共領域，並緩和書商的獨占（以避免書價過高）。法案中最重要的二項與以往不同而有益於公益的是：(1)限制著作權期間，使逾越著作權期間的著作進入公共領域，由社會共用；(2)著作權不再是由出版商業同業公會（書商）所享有，而是任何人都可能享有自己著作的著作權（法案中並未對作者的資格為限制，理論上任何人均能成為作者），而且其權利的確認不再受書商的箝制。再者，第2條、第3條的註冊制度，防止人民無端觸法，降低交易成本；第5條的送存制度，充實大學及圖書館的藏書，有助於公眾閱讀學習，在當時都是與公益有關。

雖然現今許多國家都不再採行註冊制度與送存制度，但是著作權期間的限制還是被堅持著，著作權的保護期間即反映著公益原則，法律給予著作人就其著作財產權有限期間的保護，就直接效果而言，著作權人在該期間內享有壟斷之利益，但期間屆滿後，公眾得自由利用著作權；而著作物的價格降低，有助於著作中思想、概念的廣為流傳，國家整體文化能更為發展，這才是著作權制度的最終目標。此外，著作權法理論經過多年的發展，亦建立了如：限度保護原則、法定獨佔原則、合理使用原則、接近使用原則及個人使用原則等原則，用以支持公共利益的保護。

現代著作權制度是因應印刷術發展而來，考量如何將著作導入市場，獲取一定限度的獨占利益，强調「一定限度」重點，並不在於限制或剝奪權利人利益，而是為了避免壟斷的損害發生，對社會而言可累積知識、促進文化發展。換言之，我們再討論著作權制度時，是將著作權法作爲一制度觀察，其隱含之政策應該是以賦予獨占利益與著作人作爲鼓勵手段，終極目標仍在促進整體社會文化發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