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汪由敦〈書田贈公事〉

清朝雍乾年間大臣汪由敦有一篇文章〈書田贈公事〉,講述田贈公這位義人的事跡。

棄兒救姪的故事

田贈公當然是個尊稱,原名雨時,是陽城縣(今山西省太原一帶)的秀才。明末,流賊入山西,所至州縣,大多投降附賊。陽城人聚集商議,若不降則被賊盡殺,該如何是好?田雨時說:全城給賊,則城中人都成賊了,但我們若徒然赴死,城仍終失,死無益,不如避之,賊人能拿此空城何用?眾人曰善。最終,陽城沒人做賊,也未被賊人摧殘。

當時田雨時的兄長已過世,留下一孤子由田雨時扶養,田雨時帶著家人逃難,包括自己未滿一歲的幼子與五歲之姪子。到郊外徒然遇到賊人,危難之際,田雨時無法兩全,遂棄親生幼子而負其兄之孤而逃。待賊人離去,田雨時趕緊回來找,發現幼子匍匐深草中,望父而啼,好在一家人最終都脫離險境。

鄉人們認為田雨時高義之事蹟可比之於晉朝的鄧伯道。

伯道之憂

這邊岔開說一下鄧伯道。晉朝的鄧攸,字伯道,七歲喪父,不久喪母,又喪祖母,居喪九年,以孝著稱;永嘉末年避難, 遇賊,因棄其子以救兄之子脫險,但後來伯道竟無子嗣,人們說:「天道無知,使鄧伯道無兒。」。以後「伯道」「伯道無兒」或「伯道之憂」即指無子之憂。

唐‧韓愈《游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》詩:
中郎有女能傳業,伯道無兒可保家,偶到匡山曾住處,幾行衰淚落煙霞。

回頭說田雨時,眾人說田公救兄之孤子為義行,但他說:「不是這樣的,我對兒子與姪子的愛都是一樣的,只是當倉卒時,想到兄長就遺此子,我終不忍心辜負兄長,但我也絕對不忍心讓自己兒子死去。好在上天護佑,幸而大家都活下來了。如果今天我兒子死了,你們會不會說我忍棄親生兒子而博名高?希望你們別再提此事了。」,一直到田雨時過世,他都沒有再提到此事。

田雨時當年棄而復得的兒子是田從典(官至文華殿大學士、禮部尚書),康熙戊辰中進士,第二年父親過世,田從典撰寫父親墓誌時,都還不知道當年父親的義行。後來是認識田從典的江兆鰲(官至吏部右侍郎),遇到當年田雨時保下的姪子田慎典,談到自己五歲從叔父避賊始末,江認為這事應留存史書,第二天為田雨時之墓進一表文,再後來陳廷敬(官至文淵閣大學士)本其事作《陽城三鄉賢記》,這件事才流傳開來。

(這篇文章的作者汪由敦與田從典死後諡號均為「文端」,守禮執義曰端。)

王文濡先生的<清文評注讀本>評論道:
田公賢於鄧伯道,而終身勿言,不欲以此博名高也,而卒有人知之,事乃大著,天之報善信矣。

心得

捨棄親兒而救兄之孤兒,平常人做不到,田雨時當時作了此事,心裡是很掙扎的,不但不以為是「高義」,恐怕有更多的內疚,如果親兒當時有記憶,父親該如何再次面對兒子?當時鄉人把田雨時比於鄧伯道,但鄧伯道留給後世更多的是「無兒之憂」感慨,這對田公不是稱讚,反而是刺激他內心的隱痛吧。

文章開頭寫到田雨時面對賊人攻城提出的策略,這是有意義的論述,凸顯了田雨時遇到危難時不會慌亂,不會做出「大家同歸於盡」或是「一起死吧」這種口號式的判斷。當我看了先前田公對大局有「理性抉擇」經驗,再讀到他棄兒救姪的決定,自然感到這超乎理性的決定,真是一種高貴情操的表現。

另外,田雨時被稱道的是不自誇、不張狂。他真心不覺得這件人生經驗值得向誰說嘴,也沒想拿此事博取聲譽。寫到這,就覺得自己動不動吹噓自己的「豐功偉業」,說自己當了啥職位,做了啥貢獻,真是慚愧,自覺噁心;也想起先父在我幼時一再以「謙虛」教誨,直到今天我還差此二字甚遠!

要說學習田雨時棄兒救姪的義行,我大概作不到;要能在危急時做出最佳判斷,我也沒把握。田雨時終身不提義行,當然不愧為謙和君子。但是,田雨時不要眾人把自己的善行看做是高義之舉,看來不僅僅是謙虛,更像是承認自己的軟弱。因為承認了自己的軟弱,所以也不覺得棄兒救姪是值得稱頌之事了。

保羅說:我更喜歡誇耀自己的軟弱,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…因為我什麼時候軟弱,什麼時候就剛強了。(歌林多後書12:1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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