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禮物」,雖然我們送的是「物」,但表達的是「禮」;「禮儀」,我們先看到了「儀」,實際重要的是「禮」。
左傳故事
西元前627年,齊國上卿 國莊子 到魯國來聘問,從郊外迎接到贈禮送行,始終禮節周到。魯國大夫 臧文仲 對魯僖公說:齊國有 國莊子 執政,齊國仍是有禮之國,國君還是去朝見吧,因為「服於有禮,社稷之衛也」。
西元前537前,魯昭公去晉國聘問,也是從郊外迎接到贈禮送行,始終禮節周到。這時晉平公問屬下,魯侯算是知禮吧,晉國司馬 女淑齊 說:「魯侯根本不知『禮』,這只是儀式的『儀』而已。禮是用來『守其國,行其政令,無失其民者』,今天魯國政權旁落私家,有閒才卻不能任用,外失盟國,內失民心,災難快來到自己身上了,不注重『禮』的根本,卻瑣碎的重視外在形式,說他懂『禮』,還差得遠!」。
西元前517年,把持晉國國政的 趙簡子 接見鄭國執政大臣 子大叔 , 趙簡子 向 子大叔 請教「揖讓、周旋之禮」, 子大叔 回答:這是儀式,而非「禮」。然後引用他前輩 子產 的話:「夫禮,天之經也,地之義也,民之行也。」接著說了一大串天地的規範云云,結論是「禮,上下之紀、天地之經緯也,民之所以生也,是以先王尚之,故人能自曲直以赴禮者,為之成人。」
東萊博議
上面三段對話,看起來情況相同,為何 臧文仲 的說法跟 女淑齊 及 子大叔 不同?難道 臧文仲 見識不如另二人?
東萊 先生說,其實「禮」「儀」是不能區分的,未嘗有禮外之儀,亦未嘗有儀外之禮,服遺端正與專心學習本來就不是兩種途徑,灑掃應對與存心養性本來就不是兩種說法,所以古人並未將禮與儀當作兩回事。 臧文仲 處在春秋初期,這禮儀不分離的道理還在, 臧文仲 也沒有必要區分議論。
女淑齊 及 子大叔 的時代已是春秋中晚期,道德衰退,人們只看到形式上的「儀」,卻看不到內在至高的「禮」了。所以東萊先生認為 女淑齊 及 子大叔 兩人拆分「禮」「儀」,實在是不得已的。
女淑齊 及 子大叔 並不是在玩文字遊戲或鑽研學術,硬要說「禮」跟「儀」不同,實在是感慨當時君不君、臣不臣的禮崩樂壞,重視外在儀式的人根本不在乎更重要、更深切的「禮」。
東萊先生再舉孔、孟對異端學說的態度為例,東萊先生認為孔子對異端學說採取較寬容態度(顯然東萊先生認為《論語・為政》「攻乎異端,斯害也已」的「攻」指的是攻擊;但如果採取朱熹集注的見解,此處的「攻」是「治」之意,孔子對異端的態度就很嚴厲了。),但孟子對於非儒家思想就展開猛烈攻擊,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「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。楊氏為我,是無君也;墨氏兼愛,是無父也。無君無父是禽獸也。」,聽說這是最早罵人畜生的開始。東萊先生說孟子並不樂於與孔子不同,孟子是不得已的(「予豈好辯哉?予不得已也!」),因為時代不一樣了,在君子的角度,當然更願處在孔子的時代,而不是孟子的時代。
心得
從人與人交往間自然的行為或互動來看禮儀,因為有了一些讓自己與對方舒服的舉動,因而減少或降低交易成本,使人們順利溝通或合作。有時候外表看起來的繁文縟節未必都是負面的,在節制延緩可能的衝動、表達善意、展現重視程度或爭取更多協商的時間與空間,行禮如儀都有其必要性。
東萊 先生評論禮崩樂壞的春秋中晚期,區分「禮」與「儀」,實在是不得已,是為了讓人知道內在的「禮」比外在的「儀」更重要,或是說,不能只一昧追求外在形式的「儀」,而忘了內心的「禮」才是核心。
這當然不是說,我們就完全忽略外在了,不要忘了 蘇洵 <辯姦論>說:「夫面垢不忘洗,衣垢不忘浣,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,衣臣虜之衣,食犬彘之食,囚首喪面,而談詩書,此豈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,鮮不爲大奸慝。」。
講到不得已,很巧的,最近看到明末清初的散文大家魏祥一篇文章說:「非不得已而為之者,是皆擾害於天下者也。」,真是值得所有管理者牢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