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禮物」，雖然我們送的是「物」，但表達的是「禮」；「禮儀」，我們先看到了「儀」，實際重要的是「禮」。

左傳故事

西元前627年，齊國上卿 國莊子 到魯國來聘問，從郊外迎接到贈禮送行，始終禮節周到。魯國大夫 臧文仲 對魯僖公說：齊國有 國莊子 執政，齊國仍是有禮之國，國君還是去朝見吧，因為「服於有禮，社稷之衛也」。

西元前537前，魯昭公去晉國聘問，也是從郊外迎接到贈禮送行，始終禮節周到。這時晉平公問屬下，魯侯算是知禮吧，晉國司馬 女淑齊 說：「魯侯根本不知『禮』，這只是儀式的『儀』而已。禮是用來『守其國，行其政令，無失其民者』，今天魯國政權旁落私家，有閒才卻不能任用，外失盟國，內失民心，災難快來到自己身上了，不注重『禮』的根本，卻瑣碎的重視外在形式，說他懂『禮』，還差得遠！」。

西元前517年，把持晉國國政的 趙簡子 接見鄭國執政大臣 子大叔 ， 趙簡子 向 子大叔 請教「揖讓、周旋之禮」， 子大叔 回答：這是儀式，而非「禮」。然後引用他前輩 子產 的話：「夫禮，天之經也，地之義也，民之行也。」接著說了一大串天地的規範云云，結論是「禮，上下之紀、天地之經緯也，民之所以生也，是以先王尚之，故人能自曲直以赴禮者，為之成人。」

東萊博議

上面三段對話，看起來情況相同，為何 臧文仲 的說法跟 女淑齊 及 子大叔 不同？難道 臧文仲 見識不如另二人？

東萊 先生說，其實「禮」「儀」是不能區分的，未嘗有禮外之儀，亦未嘗有儀外之禮，服遺端正與專心學習本來就不是兩種途徑，灑掃應對與存心養性本來就不是兩種說法，所以古人並未將禮與儀當作兩回事。 臧文仲 處在春秋初期，這禮儀不分離的道理還在， 臧文仲 也沒有必要區分議論。

女淑齊 及 子大叔 的時代已是春秋中晚期，道德衰退，人們只看到形式上的「儀」，卻看不到內在至高的「禮」了。所以東萊先生認為 女淑齊 及 子大叔 兩人拆分「禮」「儀」，實在是不得已的。

女淑齊 及 子大叔 並不是在玩文字遊戲或鑽研學術，硬要說「禮」跟「儀」不同，實在是感慨當時君不君、臣不臣的禮崩樂壞，重視外在儀式的人根本不在乎更重要、更深切的「禮」。

東萊先生再舉孔、孟對異端學說的態度為例，東萊先生認為孔子對異端學說採取較寬容態度（顯然東萊先生認為《論語・為政》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」的「攻」指的是攻擊；但如果採取朱熹集注的見解，此處的「攻」是「治」之意，孔子對異端的態度就很嚴厲了。），但孟子對於非儒家思想就展開猛烈攻擊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「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。楊氏為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。無君無父是禽獸也。」，聽說這是最早罵人畜生的開始。東萊先生說孟子並不樂於與孔子不同，孟子是不得已的（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！」），因為時代不一樣了，在君子的角度，當然更願處在孔子的時代，而不是孟子的時代。

心得

從人與人交往間自然的行為或互動來看禮儀，因為有了一些讓自己與對方舒服的舉動，因而減少或降低交易成本，使人們順利溝通或合作。有時候外表看起來的繁文縟節未必都是負面的，在節制延緩可能的衝動、表達善意、展現重視程度或爭取更多協商的時間與空間，行禮如儀都有其必要性。

東萊 先生評論禮崩樂壞的春秋中晚期，區分「禮」與「儀」，實在是不得已，是為了讓人知道內在的「禮」比外在的「儀」更重要，或是說，不能只一昧追求外在形式的「儀」，而忘了內心的「禮」才是核心。

這當然不是說，我們就完全忽略外在了，不要忘了 蘇洵 <辯姦論>說：「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浣，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臣虜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囚首喪面，而談詩書，此豈其情也哉?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鮮不爲大奸慝。」。

講到不得已，很巧的，最近看到明末清初的散文大家魏祥一篇文章說：「非不得已而為之者，是皆擾害於天下者也。」，真是值得所有管理者牢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