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非對錯的判斷不易，東萊先生評論「隨會料晉師」一文，讓我陷入深思。
左傳故事
士會（隨會）
我們前面說過，西元前621年，趙盾在處理晉襄公的繼承接班危機時，因為出爾反爾，使得當時大臣士會逃亡至秦國。（故事在這裡）
西元前615年冬，秦國發兵攻打晉國，秦康公問這時待在秦國的晉國舊臣士會：「用什麼辦法作戰？」，士會回答說：「趙盾最近提拔下屬臾駢，他應該會打持久戰，讓秦軍疲乏。不過晉襄公的女婿趙穿，受到趙盾的寵信，年輕不懂作戰，勇猛但狂妄，他不滿臾駢擔任上軍佐。如果派出一些勇敢而不剛強的人對晉國上軍加以襲擊，或許可用激將法戰勝趙穿。」。
後來趙穿差點中計，打算獨自出戰。趙盾擔心趙穿被俘，率領全軍出戰，雙方剛一交戰就都退兵了。
到了西元前614年，晉國實在擔心秦國任用士會，就用計謀讓秦國把士會歸還給晉國。士會回晉國後，仍受重用，頗有一番作為。
公山不狃
士會是晉國人，卻為秦國獻計；而另一位春秋人物公山不狃，他與叔孫輒本是魯國季孫氏家臣，西元前498年，因為反對孔子的改革而造反失敗，先逃到齊國，再逃到吳國。西元前487年，吳王夫差要攻打魯國，叔孫輒支持。叔孫輒告知公山不狃，公山不狃不同意，告訴叔孫輒為不能因個人恩怨來傷害祖國故鄉，並要叔孫輒推薦自己帶兵。吳國出兵時，公山不狃就故意引導走險路，後來吳國與魯國議和而歸。
東萊博議
就以「維護祖國」的情操來說，公山不狃顯然比士會「高貴」多了，但東萊先生硬要反轉，就算是有點勉強，但還是覺得有點道理，這就是東萊博議文章厲害之處了。
舉一隅而反三隅
東萊先生先說，看一件事情、聽一句話，要能夠觸類旁通，領悟萬事：
見一事而得依理，非善觀事者也；聞一語而得一意，非善聽語者也。理本無間，一事通則萬事皆通；意本無窮，一意解則千語皆解。
士會跟公山不狃的善與惡，難道就只在「特謀宗國」或是「特全宗國」而已嗎？如果我們能舉一反三，把他們的行為得失好好的思考一番，才能對我們終身受益無窮。
士會雖有為秦國圖謀祖國之過，但他對晉國的貢獻仍是一個優秀的大夫，因此我們學到，平日的操守不可忽視。公山不狃雖有保全祖國的善行，但他還是魯國的叛臣，因此我們知道小節不足恃。
以士會的賢能，卻突然有叛國行徑，我們知道了人心惡念的難防；以公山不狃的不肖，卻突然有愛國情操，我們知道了人心善念的易發。
士會與公山不狃是君子還是小人？可以從一時的事件看，也可以從終身的評價看；對我們後世人來說，從善惡兩端推論，有可以追慕的，有可以懲罰的，有可以遵循的，有可以警惕的，都應該集中起來考察、思考。
一心一意的士會
東萊先生認為，士會當時的心態是：
一心可以事百君，百心不可以事一君；在晉則當忠於晉，在秦則當忠於秦。
苟於秦伯之問，而不以實對，明則有隱於秦伯，幽則有愧於鬼神矣。
士會的想法看起來沒錯，不過他忘了姜太公的「反葬之義」（姜太公被封於齊，但直到第五代子孫都送返周地埋葬），此時孔子還沒出生，士會也不知道孔子的「遲行之風」（孔子受排擠離開魯國時，遲行不忍離開父母之邦）。士會本意是想要正直，但最終卻陷於不正直的名聲，可見善行難以抉擇，或許也是因為正確難以判斷。
懷有二心的公山不狃
公山不狃勸告叔孫輒，不要讓吳國攻打魯國，這沒問題。如果當時公山不狃直接辭謝吳國之請，不負於舊君，也不負於新王，也許忠義名聲將響徹兩國間。但公山不狃卻欺瞞吳國，讓吳國的軍隊引向險地，開始是正直的心意，但卻從事詭詐之事。
今身為吳帥，而心為魯用，懷二心而事人，庸非聖門之罪人乎？
更可見善行不易抉擇，有時候愈抉擇愈有差錯。
心得
東萊先生這篇文章用到做學問上，是要提醒我們，不要以為二件事的表象不同，就簡單的做出結論，要知道：
類而通之，區而別之，直而推之，區而暢之
左傳對於秦晉二國的這場戰爭描述，有點特別，對於晉國三軍，描寫詳細，但對於秦國方面描寫簡單，就強調「士會之謀」，而士會還是晉國人！有學者就懷疑，若不是秦國沒人才（這不太可能），就是左傳作者對晉國事特別熟悉？日本學者平勢隆郎就認為左傳作者應該是三家分晉後的韓氏（反對意見也眾多）。
回到東萊先生引用的左傳二則故事，確實是一難題，舊主與新王到底要如何抉擇？對誰效忠？為誰而戰？從古到今，都不是單純的理性可以決定。當自我價值的追尋、認同，與群體或國家利益情感相衝突時，有無妥協、退讓或平衡的空間？這可以讓我想很久很久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