閏月不只是科學問題，也是道德問題。
中國的閏月系統
中國使用農曆，歷史悠久，春秋時期已經成形，不是陰曆也不是陽曆，而是同時考慮月亮及太陽週期的陰陽曆。
就月份來說，月球繞地球轉動一週為一月，每月第一日，月球運行到地球和太陽之間，和太陽幾乎同時出沒，在地球上看不到月亮，稱為「朔日」；每月中旬，月圓之日為「望日」。
日食一定發生在朔日，月蝕則必發生在望日，反之則不一定。許慎《說文》載：日食則朔，月蝕則望。
除了月亮外，古人也觀察到到太陽有一個約 365 日的週期。太陽的週期影響氣候，對農業的影響遠遠大於月球的週期，春秋時已分有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大概到秦漢時，確定了24個節氣。
為了同時配合、遷就太陽與月亮的週期，中國農曆曆法引入相對複雜的置閏系統：
12個朔望月約354日左右，而一年卻約有365日，兩者相差11日左右，因此大約每3年須加1個閏月，準確的說19年須加7個閏月，19年和235個朔望月的日數相當接近，亦即農曆和陽曆日期大約每19年會相遇一次。（所以大部分人每19年農曆與新曆生日同一天）
左傳：閏三月非禮
既然要置閏，那要在哪一個月份？左傳認為應該要將閏月置於年尾歲末，這樣才寒暑不亂，所以春秋經文記載了不是在歲末的閏月，就是「非禮」，是曆法官員的失職。
春秋文公元年(前626)經文記載：春王正月，公即位。二月癸亥，日有食之。天王使叔服來會葬。夏四月丁巳，葬我君僖公。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。晉侯伐衛。叔孫得臣如京師。衛人伐晉。
左傳憑著春秋經文寫二月癸亥有日食，而推算日食必在朔日（二月初一），丁巳是54天之後，正常應該是在三月中，四月本無丁巳，但春秋經文接著又寫「四月丁巳，葬我君僖公」，可見當年必定閏三月。
左傳是這樣評論閏三月非禮的：先王之正時也，履端於始，舉正於中，歸余於終。履端於始，序則不愆。舉正於中，民則不惑。歸余於終，事則不悖。
（先王制訂曆法，端正時令，以冬至為一年開端，測定日影在正北、正南、正冬、正西之時為四季的中間月份，剩餘的日子歸在年終作為閏月。以冬至為一年的開始，時序不亂；定下四季的中間月份，百姓就不會對寒暑感到迷惑；在歲末置閏月，一年的事就不會有差錯。）
東萊博議：討論閏月是有重大意義的
有不少人認為討論哪個月份置閏很多餘（最好閏正月，過兩次年，哈！），東萊評議＜閏三月非禮＞一文，認為這問題既有聖人學問，亦有科學思考。
東萊先生說：天下之事，有若贅而實不可損者，君子之所當察也。
看起來，既然四季已定時周全，則無論把閏月加在春、夏、秋、冬哪個季節，都好像是該季節的累贅，但經東萊先生詢問知曉曆法的人，才知道「閏者實曆數之基本，四時之所待而正者也。」
東萊先生認為，設置閏年是要貫通上界的太極（運轉日、月、星三辰）與元氣（運轉三統曆法與五行）間的變化，如以有常之曆，而追無常之天，長久累積來，曆法上本來是冬天，時節變夏天，那就亂了套。
從月亮及太陽的運轉來看，從調整適當的曆法以利農耕生活而言，左傳認為一定要在歲末年中置閏，並不洽當，這不是聖人道德問題，而是陰曆記月要配合太陽節氣的天文科學問題，商朝祖甲之後，閏已不必在歲中，西周初則已歲中置閏，左傳的議論不見得有理。東萊先生認為「閏者，曆之樞也」，要求掌管曆法官員妥為考察，確為的論。
無用之用大矣
東萊先生當然不是曆法專家，他這篇文章，是從曆法出發，評論很多平常我們嗤笑為累贅無用的東西，未必不是至高真理之所在，例如禮節、學習之道，如果僅將之視為如討論置閏一般的累贅，一省再省、一減再減，最終必為不敬、不學。東萊先生遂感嘆：聖人之教，凡世指為苛細繁委、贅而無用者，皆可以陰養天下之有用也，豈止一閏法而已哉！
講到這，以尊師重道這件事來說，確實令人感慨。我從小學到高中，每節上下課，必有班長喊口令起立，同學們向老師鞠躬敬禮後才開始上課；到大學時，同學們在上課前輪派值日生擦黑板、準備茶水，攙扶年邁老師上下交通車，老師進課堂及下課時均起立致意。這對現在的大學老師來說，應該是作夢吧！聽說現在連小學生都不用起立敬禮這一套了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