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萊先生議論古人歷史有一套，尤其看他的罵人文字很過癮的。
東萊先生評論〈齊魯戰長勺〉第一段跟最後一段都是在罵人，當然，要能這樣在文章的始末都罵人，一定是對自己文章的說理有一定的信心，這篇文章的說理，從動物到人類世界，從監獄到戰場，從制度到人性，環環相扣，自成一家之言，確實厲害。
這要從一個有名的「一鼓作氣」故事說起：
西元前684年，齊國軍隊攻打魯國。魯莊公將要應戰，曹劌大概認為莊公沒弄清狀況，於是請見莊公。他同鄉人都說：「讓大官們去管吧，沒你的事。」（肉食者謀之，又何間焉？），曹劌說：「肉食者鄙，未能遠謀。」，於是入朝拜見莊公。
（以下左傳的文字簡潔，值得學習，應該不用翻譯了）
曹劌入朝後，先問莊公：「何以戰？」
莊公答道：「衣食所安，弗敢專也，必以分人。」
曹劌說：「小惠未徧，民弗從也。」
莊公說：「犧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」
曹劌說：「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。」
莊公說：「小大之獄，雖不能察，必以情。」
曹劌說：「忠之屬也，可以一戰。戰，則請從。」
莊公和曹劌同乘一輛戰車，在長勺與齊軍交戰。莊公正想擊鼓進兵，曹劌說等等。等到齊軍已經擊了三通鼓，曹劌才說可以進兵了！結果齊軍大敗，莊公準備追，曹劌又說等等，他下了車，察看齊軍車輪的印跡，然後登車瞭望齊軍，說可以了，於是開始追擊。魯軍戰勝之後，莊公問曹劌取勝的原因。曹劌說：
夫戰，勇氣也。一鼓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
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國，難測也。懼有伏焉。吾視其轍亂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
東萊先生的文章
東萊先生文章的起手式就先罵那些只會紙上談兵的腐儒。這一段寫得很有畫面感：
「迂儒之論，每為武夫所輕。鉦鼓震天，旌旄四合，車馳鼓擊，百死一生，而迂儒曲士，乃始緩士闊步，頌詩書、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，宜其取踞床溺冠之辱也。」
東萊先生是罵誰呢？因為有人（唐 柳宗元）認為魯莊公與曹劌的對談，在兩軍對峙的緊急情況下，還大談聽訟斷案之類的言論，何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？
（柳宗元不相信左傳中魯莊公與曹劌的對談，他認為：方鬥二國之存亡，以決民命，不務乎實，而神道焉是問，則事機殆矣…既至於戰矣，徒以斷獄為戰之具，則吾未之信也。劌之辭宜曰：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？士卒之熟練者眾寡？器械之堅利者何若？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？然後可以言戰。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，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！）
東萊先生對此種論調不以為然，認為事情不是你們這些迂腐讀書人想得如此簡單。
文章先用動物來比喻：馬之所以不趕肆足者，銜轡束之也。（馬不敢放開蹄足奔跑，是因為被韁繩所束縛）同樣的，臣之所以不敢肆意者，法制束之也。銜轡敗，然後見馬之真性；法制弛，然後見民之真情。這裡就凸顯東萊先生認為儒家比法家強的地方了，尤其在大敵當前，平日法律制度大多渙然鬆散，真性情就出現了，有恩報恩，有冤報冤，如果不是平常無事之時，用深厚恩惠感動人民，只想用法律制度團結民心，那很危險的！
東萊先生接著說，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，莫如窘辱怵迫之時，如果人們在牢獄中，得到一點點施捨，可能都會當作金石一般珍貴。如果莊公真如他所說「大小之獄，皆必以情」，那麼人們想報答他的一定很大。獄，死地也；戰，亦死地也。昔居死地，嘗受其賜，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！民既樂為之死，則打敗敵人，只不過是小事一樁！
東萊先生認為魯莊公的言談是懇切而且不迂腐，曹劌問「何以戰」，魯莊公三次回答是「惠民」、「事神」及「聽獄」，沒有隻字片語論及軍旅形勢，這反而是真正的回答了「民心，所以戰也。」，而柳宗元認為應該回答將帥、功臣、士兵及地形之類的問題，那是「戰」，而不是「所以戰」。
東萊先生文章最後一段直接罵柳宗元，春秋之時，雖不學之人，一話一語，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能解者也…新學小生，區區持私智之蠡，而欲測古人之海，妄生譏評，聚訟不已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感想
東萊先生思考「為何而戰」，不是只考慮戰爭的外觀形勢，而是考量「民心」，而在春秋之時，從統治者角度出發，凝聚民心的重點大致上也不出於「惠民」、「事神」及「聽獄」。
無論公司、組織或國家，最難的也是所謂「向心力」，如何透過組織目標來造就有向心力的團隊，也是現代管理學的重要課題。常常看到一些團體強調「我們是一個大家庭」、「我們是一家人」，我是不太以為然，因為通常喊這話的人士自居為「家長」的，所以我們只是「家屬」，家屬對家長當然就只有聽命與尊敬了。在一個沒有建立價值觀的團體，要想建立共識，很困難吧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