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萊先生議論古人歷史有一套,尤其看他的罵人文字很過癮的。
東萊先生評論〈齊魯戰長勺〉第一段跟最後一段都是在罵人,當然,要能這樣在文章的始末都罵人,一定是對自己文章的說理有一定的信心,這篇文章的說理,從動物到人類世界,從監獄到戰場,從制度到人性,環環相扣,自成一家之言,確實厲害。
這要從一個有名的「一鼓作氣」故事說起:
西元前684年,齊國軍隊攻打魯國。魯莊公將要應戰,曹劌大概認為莊公沒弄清狀況,於是請見莊公。他同鄉人都說:「讓大官們去管吧,沒你的事。」(肉食者謀之,又何間焉?),曹劌說:「肉食者鄙,未能遠謀。」,於是入朝拜見莊公。
(以下左傳的文字簡潔,值得學習,應該不用翻譯了)
曹劌入朝後,先問莊公:「何以戰?」
莊公答道:「衣食所安,弗敢專也,必以分人。」
曹劌說:「小惠未徧,民弗從也。」
莊公說:「犧牲玉帛,弗敢加也,必以信。」
曹劌說:「小信未孚,神弗福也。」
莊公說:「小大之獄,雖不能察,必以情。」
曹劌說:「忠之屬也,可以一戰。戰,則請從。」
莊公和曹劌同乘一輛戰車,在長勺與齊軍交戰。莊公正想擊鼓進兵,曹劌說等等。等到齊軍已經擊了三通鼓,曹劌才說可以進兵了!結果齊軍大敗,莊公準備追,曹劌又說等等,他下了車,察看齊軍車輪的印跡,然後登車瞭望齊軍,說可以了,於是開始追擊。魯軍戰勝之後,莊公問曹劌取勝的原因。曹劌說:
夫戰,勇氣也。一鼓作氣,再而衰,三而竭。
彼竭我盈,故克之。夫大國,難測也。懼有伏焉。吾視其轍亂,望其旗靡,故逐之。
東萊先生的文章
東萊先生文章的起手式就先罵那些只會紙上談兵的腐儒。這一段寫得很有畫面感:
「迂儒之論,每為武夫所輕。鉦鼓震天,旌旄四合,車馳鼓擊,百死一生,而迂儒曲士,乃始緩士闊步,頌詩書、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,宜其取踞床溺冠之辱也。」
東萊先生是罵誰呢?因為有人(唐 柳宗元)認為魯莊公與曹劌的對談,在兩軍對峙的緊急情況下,還大談聽訟斷案之類的言論,何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?
(柳宗元不相信左傳中魯莊公與曹劌的對談,他認為:方鬥二國之存亡,以決民命,不務乎實,而神道焉是問,則事機殆矣…既至於戰矣,徒以斷獄為戰之具,則吾未之信也。劌之辭宜曰: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?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?士卒之熟練者眾寡?器械之堅利者何若?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?然後可以言戰。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,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!)
東萊先生對此種論調不以為然,認為事情不是你們這些迂腐讀書人想得如此簡單。
文章先用動物來比喻:馬之所以不趕肆足者,銜轡束之也。(馬不敢放開蹄足奔跑,是因為被韁繩所束縛)同樣的,臣之所以不敢肆意者,法制束之也。銜轡敗,然後見馬之真性;法制弛,然後見民之真情。這裡就凸顯東萊先生認為儒家比法家強的地方了,尤其在大敵當前,平日法律制度大多渙然鬆散,真性情就出現了,有恩報恩,有冤報冤,如果不是平常無事之時,用深厚恩惠感動人民,只想用法律制度團結民心,那很危險的!
東萊先生接著說,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,莫如窘辱怵迫之時,如果人們在牢獄中,得到一點點施捨,可能都會當作金石一般珍貴。如果莊公真如他所說「大小之獄,皆必以情」,那麼人們想報答他的一定很大。獄,死地也;戰,亦死地也。昔居死地,嘗受其賜,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!民既樂為之死,則打敗敵人,只不過是小事一樁!
東萊先生認為魯莊公的言談是懇切而且不迂腐,曹劌問「何以戰」,魯莊公三次回答是「惠民」、「事神」及「聽獄」,沒有隻字片語論及軍旅形勢,這反而是真正的回答了「民心,所以戰也。」,而柳宗元認為應該回答將帥、功臣、士兵及地形之類的問題,那是「戰」,而不是「所以戰」。
東萊先生文章最後一段直接罵柳宗元,春秋之時,雖不學之人,一話一語,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能解者也…新學小生,區區持私智之蠡,而欲測古人之海,妄生譏評,聚訟不已,多見其不知量也。
感想
東萊先生思考「為何而戰」,不是只考慮戰爭的外觀形勢,而是考量「民心」,而在春秋之時,從統治者角度出發,凝聚民心的重點大致上也不出於「惠民」、「事神」及「聽獄」。
無論公司、組織或國家,最難的也是所謂「向心力」,如何透過組織目標來造就有向心力的團隊,也是現代管理學的重要課題。常常看到一些團體強調「我們是一個大家庭」、「我們是一家人」,我是不太以為然,因為通常喊這話的人士自居為「家長」的,所以我們只是「家屬」,家屬對家長當然就只有聽命與尊敬了。在一個沒有建立價值觀的團體,要想建立共識,很困難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