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萊先生在評論<楚子成使成得臣為令尹>一文，討論把重要的職位當獎賞或是安撫工具的不妥。
東萊先生這篇文章，提到了兩個歷史故事：楚國的成得臣及晉國的郤克。
用大臣名位作為獎賞工具
前面提到西元前638年，讓宋襄公敗亡的重要戰役泓水之戰，宋軍大敗，侍衛軍全部陣亡，宋襄公大腿也中箭，在第二年西元前637年的夏天，因傷勢惡化而亡故。
宋襄公一死，楚國稱霸中原的態勢更是明顯，宋襄公死亡沒多久，楚國就指責陳國對宋、楚二面討好，派成得臣（就是子玉）率兵攻伐，打了漂亮的勝仗，且奪得幾塊土地，回國之後，當時的楚國令尹（相當於宰相）子文，認為成得臣的功勞真大，就把令尹這官位給了成得臣；另一位大夫伯叔對此不以為然，批評說你要把這國家怎麼辦啊（子若國何？）。子文說：我這麼做就是為了國家，「夫有大功而無貴仕，其人能靖者與有幾？」，顯然子文認為，不把大功臣安撫好，會功高震主、造成國家不安定。
用大臣名位作為止怒工具
西元前592年，晉國派遣大夫郤克出使齊國，希望齊頃公能來與晉景公會盟。但齊頃公自認強大，不想赴會，於是藉由羞辱身為殘障人士郤克的方法表態，郤克一跛一跛的步上齊國殿階，齊頃公讓他媽媽跟一些婦人在帷幕後嘻笑嘲弄，郤克受辱後大怒，離開時發誓，不報此辱，就不渡過黃河。
郤克回晉國後多次要求出兵攻打齊國，甚至要求自帶家族出兵，齊頃公都不准；齊晉關係越來越糟，當時執政的正卿（相當於宰相）士會，看到郤克意氣用事的發怒，就告老退休並將正卿之位讓給郤克，希望郤克能因而心滿意足並克制憤怒，解除國家的危難。
東萊先生對上面兩件事情都非常不以為然。東萊先生認為慾望與憤怒就像火一樣，如果怕火勢強大，而投放薪材救火，火勢將更加猛烈；慾望與憤怒就像盜賊一樣，如果害怕盜賊而將刀交給他，那自己的危害就更大了。薪者，火之資也。刃者，盜之資也。權位者，憤欲之資也。假其資而望其止，天下寧有是也。
東萊先生進一步說明，古代賢王對天下顯示權位的尊重，是要「嚴萬世之巨防也。」。人有慾望跟憤怒是正常的，而當慾望與憤怒產生時，受限於沒有權勢地位，慾望與憤怒因而不能展現，「足將行而復駐，手將舉而復歛，口將言而復默，念將生而復消」，慾望與憤怒被阻擋而返回，心回來了就有可能趨向善的方向。東萊先生感嘆，古代賢王把權位當作慾望與憤怒的堤防，後世怎將權位當作慾望與憤怒的資源呢？
回頭講到前面楚國跟晉國的事，東萊先生批評，令尹是國家重要權位，怎可以當作賞功的獎品？而晉國數百年的社稷江山，又怎可以當作少數臣子發洩怒氣的工具呢？東萊先生這裡嘲弄的評論，就楚國來說，好在當時只有一功臣，如果同時有好幾個人立了大功，請問要拿什麼來獎賞大家？而春秋時代使者受辱又豈止郤克一人，如果當時有多個使臣受辱，則晉國軍隊是不是要打遍天下？
再繼續觀察歷史，楚國成得臣掌握權位之後，慾望更大了，到處出征，「嗜勝不止，貪以遇大敵」，到了城濮之戰，兵敗被責，自殺身亡。晉國郤克掌權後，一心想讓齊侯之母來當人質，以報復前辱，如果不是魯國及衛國勸諫，晉國與齊國間可能又免不了戰爭禍亂。我們看看，成得臣的慾望在得到權位後更強盛了，郤克的憤怒在得到權位後也更增長了，而有權勢之人在處理他們的慾望與憤怒，往往會引發災難，拿國家權位當作獎賞或安撫大臣，後患無窮啊！
回到領導的本質
許多政府、企業或組織，經常把高級領導權位當作論功行賞或是安撫派系的工具，更常見一個組織內領導者的產生，只是現實下的妥協安排。先不要講什麼領導學問，光是看看東萊先生這篇文章，就頗值思考了。
子文與士會在挑選接班人時，都重視當時對國家最重要的人，這不能說是錯，但他們錯在把國家最重要的職位給了不適合擔任領導者的人，他們誤以為把國家重要權位給了重要的人，就可以引導國家走上正確方向，結果反而讓接班人原來惡劣的人格特質更加擴張與增長，對國家帶來不利。
